臣今日晚，伏蒙圣慈特降中使宣谕，以臣于边事劳心，赐臣酒果及御封合物，仍不许辞免者。臣才识无取，齿发衰残；报国虽竭于疲驽，临事未免于疏阔。今来鬼章就获，皆由圣德所加；臣独何功，曲蒙天奖密赐。御封合物，尤不敢当。承命震惶，殒越无地。况今西夏猖獗，尚闻点兵；方将动众行师，可谓主忧臣辱。臣当待罪自劾，岂宜复受异恩。伏望圣慈察其至诚，追回所赐，庶几不至颠覆，亦使愚分少安。若将来西事告宁，臣亦受赐未晚。所有御封，臣不敢开，专俟回进。取进止。

天网无私，本非好杀；神理助顺，叛者自亡。曾是偏师之出疆，遂闻元恶之授首。诸戎震叠，西鄙肃清（中贺。）。伏惟太皇太后殿下天覆四方，坤载万物。好生之德发于自然，柔远之功覃于无外。昆虫草木，咸知此心；天地鬼神，阴相其业。顾西蕃之遗种，孤累圣之鸿私。顷在熙宁之间，诱陷思立之众。置而不问，犹觊知恩；爵秩兼隆，赐予不绝。而乃潜结西夏，攻围南川。焚荡伤夷，动以万计；发掘驱虏，不可数知。筑据临洮，傲睨天讨。当宁太息，念疆埸之无辜；诸将激昂，知背诞之不赦。兵刃即接，凶党奔亡；临冲未施，壁垒自破。老羌夺气，白首就擒。既听槛车之行，以正稿街之戮。乃者托跋小丑，凭恃解仇之谋；猖狂大言，阴蓄窥边之计。唇亡则齿知难久，臂解则肩不自持。料其破胆之馀，觊塞无日。信矣得天之助，本于爱物之诚。臣等镇抚无功，黾勉备位。仰依千羽之化，庶睹兵革之藏。欣戴之心，倍万伦等。臣等无任。

臣近入劄子，为夏国分画地界未定，恐边将靳地失信，复致用兵。所陈利害颇明，必已上达天听。近日伏睹枢密院指挥及诸路关报，西人频有点兵，侵犯汉境，或闻边将多亦乘此希功先动，恐至秋凉再为边患。臣是以夙夜过虑，不敢缄默。臣伏见陛下始与司马光等议定大计，今乃为边将贪鄙之论，沮害远图；前舍四处已成之寨，换易生口，以示轻地爱人之德，今乃传闻复留两堡从来不守之地，再起事端，以招缠兵致寇之患。昧圣君舞干之化，进市道茍得之谋，则其是非轻重，不待详陈。盖今日靳地之边臣，多昔年生事之党类，朝廷若不早悟，必恐复继前车，将致圣恩无由下通，天威不以义动，生灵受弊，后害难量。臣之区区，实在于此。日近坤成节，夏人进贡在庭，若有所请，不至乖悖，伏望圣慈特赐宽纳。或令押伴宣谕，所有地界早令分画，或边臣未能宣达朝廷诏旨，有所不尽，特许奏陈，候朝廷相度指挥。然后严戒边臣，分画地界，并依已行诏旨，不得亏失大信，别起事端。虽云夷狄贪婪，必亦难生怨叛，息民偃革，指日可期，则天下幸甚。臣前来所上劄子，更乞检会看详，特垂收采。

臣窃见去冬以来，寒雪过常，今已中春，阴沴未解。商贾束手，不能营生，贫困之民，死者甚众。圣心忧劳，修德禳变，赈恤备至，祈祷精虔，尚犹未有消复之应。臣窃思之：君子为阳，小人为阴，或虑朝廷之上，君子少而小人多，因致阴气过盛，而阳不能胜也。伏望深诏三省，选用正人，在外者使复归朝廷，在京者拔居要近，俾得聚会精神，讲求政要，以裨圣治。所谓举直措枉，庶使民心悦服，自然协气应诚，灾异不作（《范忠宣公奏议》卷下。又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○八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○四。）。

此句后，《长编》尚有如下一段：「臣向蒙圣恩，不次擢用，惟以臣曾任帅臣，稍知边事，以西夏未宁，俾预经辑。今夏人虽授封册，并不遣使入谢，及贡贺坤成节，全失恭顺，今秋必恐须至用兵，皆臣筹策无效，以至于此。叨窃重禄，死难塞责，虽天地之恩曲垂容贷，而臣何敢恬然自安！伏望圣慈除臣陕西一郡，或西夏必叛，可以就赐驱策，庶得躬修战守，仰答圣恩。今日帘前已曾奏知，伏望圣慈特赐俞允」。

臣伏见昨日议论河事，大臣各有所见，圣心慎于裁决，天下幸甚！臣辄更陈一二，仰裨宸听，具画一如左：

一、大河为中国之险，此乃人所共知。今欲改移，须先审验河势所向，地形高下，可为则为，固不可以人力国财，强与水争。前来执政轻信，事不预虑，已枉用过人工物料不少。今来又欲不度可否，决要施工，只恐将来用过财力渐多，朝廷欲罢不能。财匮人劳，别生它事，则设险之利未成，而疲耗之弊难救矣。昨来止用兵卒二万，亦闻逃亡至多，若下诸州取蒙放减生还人数，便见的实。

一、凡欲举事，虽小亦必预计财料，先备人工，然后度力可为，方议下手。岂有大河之役，系半天下生民休戚，未曾计定的确人工物料，便欲兴工？将来事至垂成，水势壅遏，上下危急之际，方却旋有增添，公私既无预备，仓卒科率于民，何由可办？扰人害国，莫此为大，所以宜加深虑也。

一、河役所费既广，则既回之后，亦要数年安流。若水小之时，仅能闭塞，至水大之后，便复横流，反恐壅住北流，或东向旧河吞纳不快，却致别处决溢，则为害愈甚。此事须当建议相度之臣审度保明，然后定议。如此，则民力国财，不至耗用，朝廷所举，不为天下窃议。

一、议者本欲回复黄河，今见议论不同，已自不敢执守，却称来年且先开减水河川，试探水势。若些小工料犹可，茍为试探，若大段费耗，岂得不先审度，便从举事？又云将来若河有改易，不罪水官。此是奸人希赏逃罪之本。兼黄河北流，今已数年，未曾别为大患，而议者先事回改，恐失中国之利。正如西夏，本不曾为边患，而好事者以为不取，恐失几会，遂兴灵武之师。所以臣言与向时边事正同，望圣意深察。

近枢密院降到熙河奏，邈川大首领温锡沁所探事宜，言夏国今年大旱，人煞饥饿。及泾原路探到事宜，亦言夏国为天旱无苗，难点人马。臣亦恐西界只似昨来陕西沿边少雨，其传多有过当，如汉诏所谓「传闻尝多失实」是也。向来未举灵武之师，诸处皆言西夏衰弱；及至永乐之围，致诸将轻敌败事，此可以为近鉴也。

真庙朝与契丹讲和，怀抚有道，两国情通，小人不敢生事间谍。今将百年，生灵安帖，自古和戎，所未曾有。今来西夏虽是小国，亦未可轻。况自兴兵以来，恩信未孚，动生疑阻。加以边将惯得厚赏，乐于生事邀功，多是先自引惹，却称西人侵狂，构起边患。朝廷不知，致使夷狄之情，无由通达。此风不除，难得安静，伏望朝廷常加审察。

臣伏见陛下临御以来，怀柔西戎，恩德备至，至于册封赐地，皆出宸断，遂使累年之间，戎马不能犯塞。蕃汉生灵，全活无数，好生之德，格于皇天。故使百谷屡登，四海丰乐，此帝王之盛事，太平之大本也。近日传闻熙河边臣分画地界，各惜向来久废寨地，以为要害，未欲给赐，致其偃蹇不从，以至未能罢兵，边事难了。窃恐蓄疑败谋，事久生变，万一奸人间谋，复致猖狂，容之则亏损国威，讨之则前车未远，连兵不解，劳费无期。若或饥馑相因，兵民乏食，则虽有智谋之臣，未易为计。如此，则功亏一篑，并弃前恩。伏望陛下少留圣念，特务远图，不舍易而为难，不以小而妨大，检会元约朝旨，特赐允从，遵孟子「乐天」之言，稽虞舜「舞干」之德，则天下幸甚！臣受恩至重，职与边臣，过计深忧，不能缄默，惟陛下矜怜，曲加采纳。

又奏：司马光为陛下陈弃寨之策，及后来换易生口，并降赐封册，臣实皆与其议，昧者尚多，不以为然，至朝廷力行，浮议方息。今与西夏君臣，体分已定，惟有分画地界，所较不多。若是去城寨二十里内，虽夷狄无厌，亦可以理开谕，必肯依从。以臣愚虑，但恐边将贪功生事，不乐罢兵，将去城寨二十里外、圣恩已许给赐，或向来用兵之时、不曾保据之地，指为要害，却欲筑城佔守，则亏朝廷大信，误国家前谋，不可不察。议者或谓夷狄无厌，与之必将更有邀求。窃以祖宗朝兵势国力，尚因德明归顺，赐以数州；元昊称臣，加国主之号。盖欲安民息战，不以小利玩兵。后来彼国果自服从，亦何尝更有干犯？而况今日所损，利害绝小，惟圣明深虑。昔樊哙欲以十万横行匈奴中，季布指为面谩。武夫边将之言，多若此类，上误先朝不少，今可为鉴。

某窃见仁宗宝元、庆历间，有事于西夏，其勇于见敌者，莫著于刘平、任福、葛怀敏。其迟于立事，莫显于韩、范。然而刘平、任福、葛怀敏之徒，每战必败，而一韩一范之歌，至有心寒胆破之语，则知用兵行师，要当以成就论胜负，而不在于惊人可喜者也。盖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，以迂为直，以患为利。临敌善战，虽贵于拙速，而立纲陈纪，要在于巧迟。故司马仲达忍巾帼之耻，而羊叔子欸馈药之意，赵充国待䍐幵自定，宁沮诏书，王忠嗣不以数万人命易一官，为国远虑，此皆号善用兵者。诚以国势所关，人命所系，非可以轻举徼幸也。某来自远方，不识边事，闻之道路，知出兵于唐、邓之间。窃意襄州重镇，控扼南北，内屯精锐，外设沟堑。使偏裨出战，无后顾之虞，胜负不常，无捣空之患，忽闻全军在行，大将交锋，传播所及，无不惊惧。已往之事，不敢复陈矣。今者前耻在念，后效有诏，自今以往，复作如何计议也。汉高帝灵壁之败，收士卒于下邑，发老弱于关中。说九江而教之畔，会韩信而与之合。然后有京索之胜，而犹深壁于成皋，高垒于小修武，此皆前事显验，非深远难知者也。古人亲履行阵，尚且千虑。千虑之中，更防一失。诸葛武侯所谓攻吾之过，所不可废。今承平日久，未尝涉军旅之事。士大夫有志当世，雅协时望，不过信师友，信简册者耳。未尝躬跨鞍马，手援鼓桴，其临机料敌，当更却顾。况于三使鼎出，襄汉独居其中，以言其兵则不如江淮，以言其险则不如关外。徒以地近京洛，势当都会，其事不得不急，其人不得不重，则当深思远虑，求以计胜，而不可以力取也。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，知其将之贤否而后可以用人，知其军之虚实而后可以设备，知其粮之所聚而后可以就食，知其地之险易而后可以行军。其详在于算多，而其密在于用间。至于斥堠之必审，壕寨之必择，推所从来，厥有端绪。平居而士爱其将，见敌而士轻其死，缓急有宜，本末有序，非可以指日算效者。胜负在前，迅若霆电。愚不敏，敢以诚告。

曾祖处谦，故内黄令，赠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、邓国公。曾祖母刘氏，赠鲁国太夫人。祖令荀，故商州马步使，赠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、韩国公。祖母赵氏，赠韩国太夫人。父言，故都官员外郎，赠太师、中书令兼尚书令、秦国公。母韩氏，封秦国太夫人。公讳弼，字彦国，其先出于周大夫富辰之后。至高祖讳璘，因五代之乱，自齐徙居于汴，仕唐至京兆少尹。至邓公，始迁于洛，今为河南人。初，秦国太夫人梦有天赦，旌幡鹤雁，降盈其家，觉而生公。才数岁，方戏于庭，忽大雷震，同戏儿皆奔走，公独神意自若，人以此异之。少笃学自刻，寓于僧舍，不就寝榻。冬夜以冰雪沃面，邻居僧有持苦行者，犹服公之勤。后应举京师，我先君文正公方居文馆，见公而奇之，与语终日，曰：「真王佐才也」！自此深爱重之，亲怀其文以见丞相王沂公、御史中丞晏元献公洎诸近侍，曰：「此人天下之奇才也，愿举于朝而用之」。晏公世号知人，遂以女妻之。时仁宗再复制科，先文正公谓公曰：「子之才非常流，宜应是诏」。天圣八年，公遂以茂材异等中第，授将作监丞、知河南府长水县。逾月，用丞相李文定公辟，签书河阳节度判官厅公事。丁秦国公忧，服除，会先文正公言郭后不当废，左迁知睦州，公上疏曰：「废后非治世所宜，又以谏诤斥逐忠良，是一举而获二过于天下也。矧忠良渐逐，则异日国家缓急，何由得忠臣之心、闻骨鲠之论哉」？除通判绛州。时天下久安，四方弛武备。因东南岁凶，民多失职，或散为盗贼，公因上章言四事：一曰阅将，谓宜立武学、设科目，教养选求将帅之才，及不当禁孙、吴之书。二曰聚兵，谓诏凶荒之郡，置营募兵，收其壮健，不止免为盗贼，兼可训练以为四方之备。三曰救农，谓以流民弃地召饥者，贷以种食，而耕为屯田，上可以资仓储，下可以赈穷乏。四曰弭寇，谓宜增邑尉、弓手之数，明其赏罚，以捕小盗；省巡检之冗员，明其兵力，以防大寇。景德四年，召试馆职，公以不为词赋求免，仁宗特令试以策论。迁太子中允、直集贤院。自此登制科人，试馆职止用策论，由公始也。从丞相王沂公辟，通判郓州。宝元元年，赵元昊反河西，僭大号，遣使致书，且求割地、邀金帛。时事起仓卒，朝廷施设用人，或失折冲制胜之术。公上疏陈八事：一曰宜先斩其使，则可以示国威、折奸谋。二曰闻阅兵四方，驰使烦数，非所以示威重、安民心。三曰兵兴财用至广，宜佐以内府金帛，不宜专责外计，必将侵刻人民，伤蠹国本。四曰宜重赏战功，以劝死士。五曰不宜以节旄王爵购募首恶，殆非示武明罚之道，徒可取轻夷狄。六曰勿用夏守赟充枢密使，以轻兵本、妨贤路。七曰备边乏人，宜选择群臣，不限品格，各举其类，以收才能。八曰每遣边臣，请先赐对，观其敷奏，以察人才，抚以德音，俾竭死力。书奏，中外服其切中时务。二年，召还为开封府推官，赐五品服，改知谏院。时朝廷悉天下兵以防西北，而东南九道至乏守备，公上言：「宜于逐道，择其要郡，各募兵数千人，立帅训练，以备他虞」。又茶盐之禁方密，利厚而法重，致贫民抵刑者众。公上言：「愿省羸兵，节冗费，以佐国用，而弛其禁，以追王风」。康定元年岁旦日食，公上言：「请罢其日锡宴，以答天谴。虽戎使在馆，亦宜彻乐，就赐饮食」。朝廷不从，公曰：「万一北虏行之，则贻朝廷羞矣」。后使虏者还，云虏中果于此日罢宴，中外服公远识。先是，仁宗推委执政，而执政者恶上闻其过失，因尝贬谏者，遂榜朝堂，禁臣僚越职言事。公因日食，上疏曰：「惧灾修省之道，无若开通言路，纳谏无讳，使人人皆得尽言，陈上得失，择善而行，则万务皆修，不独可答天谴，亦将遂致太平。矧庶政之多，岂一二台谏之臣，所能毕举？必资众贤多士之助。愿降诏求言，尽除越职之禁，俾狂夫瞽叟皆得献议，则可以下尽人情，上答天戒」。寻下诏，许臣僚皆得言事。公又言：「西陲用兵，臣僚奏封事甚多，乞选侍臣置局，详择可采，悉施行之」。会刘平战殁，中贵人黄德和逃归，诬平以降贼，朝廷以兵卒禁守平家。公上言曰：「臣闻平受命之日，即时首路，志在忘家徇国，宁肯降贼？必德和自以败归，茍求脱免，而造此语。兼闻遣内臣体量，深恐同类附会，误朝廷赏罚，请遣文武信臣以往」。后刘平果非降贼，德和坐要斩。入内都知王守忠除陜西兵马都钤辖，公上言曰：「有唐之衰，始疑将帅，遂以内臣监军，取败非一。今命守忠为都钤辖，乃监军之任也。臣恐兵权遂移，边将无功，请罢遣」。朝廷从之。又言：「今边事系国安危，不当专委枢密，而相臣不预。乞如国初，令宰相兼枢密使」。朝廷从之。西夏大首领吹同乞砂、吹同山乞各称伪将相，来降朝廷，补乞砂以奉职，山乞以借职，置于荆湖间。公上言曰：「二人向化而来，宜厚加赏劳，探访贼情。今乃置之远郡，俾被羁縻之苦。矧其亲属，必已夷灭，使有悔顺之痛，将何以招怀来者？请召还优待，以佐灭贼之计」。又言：「朝廷取士路狭，天下必多遗佚。按两汉有贤良、孝廉、孝弟、明经、秀才、进士之科，在唐亦有制举五十馀科，本朝唯进士、学经二科，及近复制举，大概所取文士而已。其他人材，悉皆弃遗。愿以临难不顾、武勇绝伦，智足安边、才可将帅，谋虑宏远、可使绝域之类，多设科目，委逐路监司察访选举，以尽遗佚之才」。朝廷从之。明年，充三司盐铁判官，迁太常丞、史馆修撰，差使契丹。二年五月，改右正言、知制诰，纠察在京刑狱，赐三品服。时有用伪祠部牒为僧者，事觉，牒乃堂吏为之，开封按馀人而不及堂吏。公遂白执政，请收堂吏付狱，执政指其坐曰：「他日公当居此，无事沽激」。盖羞己不能戢吏，而以此诱公觊止其事。公正色曰：「今以公事来白，何得以私意相诱？必得吏正其罪乃止」。由是执政者惭而憾之，差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。西鄙连年用兵，师老财匮，北虏乘我之弊。庆历二年正月，聚其众于境上，遣其臣萧英、刘六符非时来聘，朝廷为之旰食。预选报聘者，难其人，遂命中书遍择侍臣，率畏避免辞。执政有忌公者，以事方危难，若俾公往，则觊其小失，因可害公，于是力荐公宜使契丹。仁宗召公，面谕之，公曰：「主忧臣辱，今北虏骄慢如此，臣焉敢爱死」？遂先命公为接伴，以观其意。英等入境，仁宗遣中使慰劳，英偃蹇托足疾不拜，公谓曰：「仆尝使北，病卧车中，尚闻命起拜。今公岂得闻天子之命而不拜耶」？英畏其言，遂使人掖而拜之。前后接伴者，未尝敢与虏使语及他事。时朝廷犹未测虏使所以来，及国书中意。公欲知其情，遂开怀与之谈论，时动以息兵继好之意。至大名，宴劳，尹劝六符酒，公亦赞之，六符曰：「在途久荷庇护，今日功亏一篑矣」。公曰：「九仞之功已大，岂当以一篑遽弃耶」？六符笑而饮之，退谓公曰：「朝来九仞之言甚好，愿善承之」。公曰：「敢不奉教」。自是英等始肯渐贡其诚实。他日，六符谓公曰：「国书中事，可从者从之，其不可从者，宜别思一策，以善言答之。况王者爱养生民，旧好不可失也」。又一日，英等与公从容语，请却左右。公即为屏之。英等曰：「此来盖因两国相疑，初闻南朝疑北朝借兵助元昊，而北朝疑南朝将违约袭幽燕」。公曰：「北朝与南朝欢好既久，纵有间言，南朝不疑也。凡疑不可有，有则两情不通，而奸人得逞其离间之计。若两朝洞达此理，自然无事」。英等笑而称善，曰：「如此议论通透，夫复何疑」？又曰：「此来国书大意，止欲复晋祖所与故地关南十县耳。吾主深戒使臣，毋得先泄书意，今不免为公言之者，欲公先闻于天子，议其可不，思其所以答之耳，吾侪当为两朝共惜生民也」。又言：「将来两朝遣使，必慎择其人，使通两主之意，以解其疑」。其意盖喜公之明决忠信，不以戎狄外之，欲复得如公者以终其事也。六符密谓公之介曰：「六符燕人，与南朝之臣本是一家，今所事者乃是非类，则于公敢不尽情？彼方盛强，且与西夏世婚相党，南朝慎勿与之失欢也」。因再三诅誓。此皆非虏使所当言，亦由公至诚感动使然。至都，公先以其言奏之，朝廷始尽得虏情，豫以待之。公又请遣大臣就馆与议，若措置得宜，可使此虏息心；万一乖失，不能揣见虏情，两疑不解，则为患不细。仁宗遣御史中丞贾文元公馆伴，不许割地，而许以结婚，将以太宗亲孙允宁之女嫁其子梁王，或止增岁币。公闻之，语所亲曰：「北虏无名肆慢朝廷，遽有许与，若增岁币犹可，如结婚其可哉」？四月，拜公枢密直学士，公上章恳辞不受，寻假资政殿学士、尚书户部侍郎、使契丹，英等闻之甚喜。公至虏境，接伴者问公以书意，公即诘其求地之故，彼曰：「吾故地也」。公曰：「且燕、蓟尚皆中国旧封，岂得关南却为北朝故地也？又闻北朝来书，以晋阳为旧附之封，且晋阳自古未尝北属，此语尤不中理。况彼此大国，岂当妄相加陵？设有他国如此加陵，北朝岂能堪耶？皇帝初闻，即欲厚有报复，徐思先朝欢好，又以久为兄弟，故且隐忍。闻今来书中，但略辨北朝所疑而已」。至虏帐，见其馆伴刘六符，曰：「公来，得非以向来贾中丞言结婚与岁遗事耶」？公曰：「然」。六符曰：「北朝皇帝不允此议，坚要割地。南朝亦尝议及之乎」？公曰：「北朝若论割地，此必是志在败盟，假此为名耳。南朝亦必不从，当横戈相待而已」。六符曰：「若两朝坚执，则事安得济」？公曰：「北朝无故求地，南朝不即兴兵相拒，而遣使好辞更议。嫁公主、益岁币，北朝犹不相从，乃是北朝坚执，非南朝执也」。及见虏主，公曰：「两朝人主，父子继好，垂四十年。一旦忽求割地，不知何故？两主无由相见，故遣愚臣问其所以」。虏主曰：「以南朝违约塞雁门，又河北展塘水、治城隍、点民兵，意将何为？诸臣竞请兴兵，寡人谓不若遣使求关南故地，求而不得，兴兵未晚」。公对曰：「雁门近元昊，虑其潜有侵轶，故塞之，且塘水始于何承矩，事在通好前十馀年，以地卑水聚，故滋广耳。城隍皆完葺其旧，且非创有增立。民兵亦皆旧有，久不补，将废，故按籍补之。非违约也」。虏主曰：「非卿言，寡人不知其详」。又曰：「寡人欲得者，祖宗故地耳」。公曰：「晋高祖以卢龙一道赂契丹，周世宗复取关南，皆异代事。宋兴已九十年，岂得复理前代所取之地乎？必欲各理异代旧疆，则岂北朝之利也」？虏主无言，徐曰：「元昊称藩尚主，南朝加之以兵，独不先告我知乎」？公曰：「北朝向伐高丽黑水，岂尝报南朝耶？兼天子遣臣致意于陛下曰：『向也不知元昊与弟有姻，今元昊负恩作乱，故讨之。而弟有烦言，今击之，则伤兄弟之情，不击则不忍坐视吏民之死，不知弟将何以处之』」？虏主顾其臣，胡语良久，曰：「元昊为寇，岂有使南朝不击之理」？他日，六符谓公曰：「昔南朝太宗皇帝既平河东，遂袭幽、燕。今虽云西边用兵，无乃复欲谋燕、蓟乎」？公曰：「其时北朝先遣拽刺梅里来聘，既而复出兵石岭关，以助河东。太宗怒其反覆，遂伐燕、蓟。盖北朝有以召之，过不先在南朝，与今时异矣」。六符又曰：「吾主耻受金帛，坚欲十县，何如」？公曰：「南朝皇帝曾言：『朕为人子孙，岂敢妄以祖宗之地与人？昔澶渊方以白刃相向，章圣尚不与昭圣关南故地，但约岁致金帛，岂今日而可求割地耶？北朝今要十县，不过利其租赋耳。今以金帛代之，亦足使坐资国用。朕念两国生民，不欲使之肝脑涂地，故不爱金帛，屈己以徇北朝之意。譬如人家，兄顺其弟，弟必亦当顺兄，则敦睦矣。若兄既顺弟，弟不顺其兄，则必致争讼，他人亦共见其曲直矣。若北朝必欲得地，是志在背盟弃好也，朕独避用兵乎？况澶渊之盟，天地神祇实鉴临之，今北朝先发兵端，朕不愧心，亦不愧天地矣。天道助顺，人道助信，朕何忧不胜乎』」？六符顾其介曰：「南朝皇帝存心如此，大善，即当共奏之，使两主意通」。翌日，虏主召公同猎，引公并马，问公所欲言，公曰：「南朝唯欲欢好之久耳」。虏主曰：「我得地，则欢好可久」。公曰：「南朝皇帝遣臣闻于陛下：『北朝欲得祖宗故地，南朝岂肯失祖宗故地耶？且北朝既以得地为荣，则南朝以失地为辱矣。既为兄弟之国，不可一荣一辱。朕岂忘燕、蓟旧封，焉有可复之理耶？此事政应彼此自喻耳』」。退而六符谓公曰：「皇帝闻公荣辱之言，甚开悟。然金帛必不欲取，唯结婚可议耳」。公曰：「结婚易生衅隙，况夫妇情好难必，而复人命修短，存殁或异，则所托不坚，不若增金帛之便也」。六符曰：「南朝皇帝必有女」？公曰：「帝女才四岁，成婚须在十馀年。虽允宁女，成婚亦在四五年后。今欲解目前之疑，岂可待乎？不若金帛之速也」。公又知虏欲结婚，志在多得金帛，因曰：「南朝嫁长公主常制，赍送不过十万缗耳」。由是虏缓结婚之意。虏主曰：「事皆多卿等口传，而书中不言，何也」？公曰：「书之末有令臣口陈之语，斯可凭矣」。虏朝示公以辞日，公曰：「议未决，安敢徒还？愿留毕其议」。虏主曰：「候卿再来，当择一事受之。宜以誓书俱来，足明修好决矣」。公乃还，奏其事，仁宗大悦，除公以吏部郎中、枢密直学士，恳辞不受。七月，复假前官，持二事以往，受书并口传之辞于政府。公既行，至乐寿县，忽思未尝见国书，其中或有与口传者小异，则何以示信折敌耶？乃窃发书视之，果有不同，遂日夜驰驿，归至都，时欲晡矣。径叩閤门，閤门吏白公以常制：前夕进名，翌日方对。公曰：「我以机事来，主上所急要闻也，迟之罪在尔曹」！吏遂急奏，公得对，既而宿于漏舍，一夕，乃易书而往。非公精虑善断，几败国事。及至其国，虏主曰：「寡人熟思卿前言，结婚则夫妇难必谐和，徒使南朝嫁女异国，怀骨肉之思，诚不如金帛为便。然受之无名，须于书中加一『献』字乃可」。公曰：「『献』字乃下奉上、臣奉上之词，非可施于敌国也。况南朝为兄，岂有兄献于弟乎」？虏主曰：「今南朝以厚币遗寡人，是惧寡人矣，尚何『献』字之惜」？公曰：「南朝皇帝承祖宗之土宇，继先皇之盟好，故以善意相承，致币帛以代干戈，岂惧北朝哉？今陛下忽发此言，正欲绝弃旧好，以必不可事相邀耳。南朝顾惜生灵，故曲为岁增金帛。今北朝见陵无已，则南朝亦不暇顾生灵矣」。虏主曰：「改为『纳』字如何」？公曰：「亦不可」。虏主曰：「卿勿固执，恐败乃事。我若拥兵南下，岂不为卿国之祸乎」？公曰：「陛下出兵，能保其必胜哉」？虏主曰：「不可保也」。公曰：「胜既不保，安知其不败乎」？虏主曰：「南朝既以厚币与我，『纳』字何惜？况自古有之」。公曰：「自古唯唐高祖借兵于突厥，而臣事之。当时遗赂，或称『献纳』，则不可知。其后颉利为太宗所擒，岂复更有此礼」？虏主默然，复见公辞色俱厉，知其志不可夺，乃曰：「我自当遣使，与南朝皇帝议之」。公又尝谓虏宰相及刘六符等曰：「北朝皇帝谓南朝惧北朝，此是以五代之际待南朝也。自祖宗削平诸国，东至南海，西暨蜀汉，提封万馀里，精甲满天下，何邻国之惧乎」？六符曰：「南朝岁增金帛二十万，尚何爱于一字」？公曰：「金帛自前世固尝有之，至于『献纳』二字，实系国体。金帛，南朝所轻；国体，南朝所重，何可比也」？公自至虏中，日与其君臣论难，或自日出争至晡时方罢，至指帐前高山曰：「此山可踰，若于『献纳』二字，则如天矣，不可得而升也。使臣头可断，此议决不敢诺」。于是虏留所许岁增金帛誓书，复遣耶律仁先刘六符赍其国誓书以来，仍求「纳」字。公至都，上言曰：「契丹求『献纳』二字，臣既以死拒之矣。愿朝廷严敕馆伴，力拒绝之。彼察吾意稍缓，则必逞其志，然后归耳」。时非公忠愤忘身，词辩如涌，几贻国辱。公始受命，闻一女卒；再受命，闻一男生。皆亟行不顾，其徇公忘家如此。寻迁翰林学士。公上章及面启仁宗曰：「朝廷专力西事，河北无备。臣不敢以死争，实虑激起干戈，国家无以支吾。遂奉朝廷之命，岁增金帛以缓其兵。此岂得谓之有功，而遽受厚赏哉？臣愿朝廷增修武备，俟衅而动，庶雪国耻」。遂不拜。仁宗益嘉公有功而能让。三年三月，遂命公为枢密副使，公复上章曰：「臣昨奉使契丹，彼执政之官，汉使未尝见者，臣皆见之。两朝使臣，昔所讳者，臣皆言之。以是得详知其情状，愿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。臣今受赏，彼一旦渝盟，臣不唯受朝廷斧钺之诛，天下公论，其谓臣何？臣畏公论甚于斧钺，愿收新命，则中外之人必曰：使臣不受赏，是事未可知，则守备不敢懈弛。非臣饰小廉，恐误国事也」。亦不拜。七月，再除前命，公直携纶诰纳于上前而罢。逾月，复除枢密副使。时元昊使辞，群臣班于紫宸殿门，仁宗俟缀枢密院班，方御殿，且命章丞相谕公曰：「是朝廷特命，不缘使虏之劳」。公知不可辞，方拜受。公既在枢府，自以遇主得位，于是进贤退不肖，兴利除害，知无不为，忤权要不为身谋。时杜祁公为相，先文正公参知政事，韩魏公为枢密副使，与之同心协力，期致太平。仁宗开龙图、天章阁，命两府辅臣各陈天下大政之先，公条列十馀事上之，及《河北安边十三策》，又言乞择宗室之才者，使补外官，试以为政，渐增朝廷藩屏之固。又奏以为安民在守宰得人，守宰难朝廷遍择，请令两府协心共议择诸路转运使，委转运使择知州，令知州择知县，则天下治矣。元昊遣六宅使贺从赍书称「男兀卒曩霄上父皇帝」，公上言曰：「处事心当在初。向闻西路待其使过厚，通判就驿置酒，及入见，赐与亦多，又听称其伪官，此适足长其骄慢无厌之心也。今若许以不臣，则契丹尚臣属之，必曰：『彼既与南朝为敌国，则天下独我之尊』。因此妄有邀求，如何可拒」？由是朝廷却其使，卒令称臣。四年七月，契丹来告举兵讨元昊。十二月，朝廷册元昊为夏国主。使将行而止之，以俟虏使。公上言：「今若虏使未至而行，则是事由我出；使至而后行，则是恩归契丹。万一虏词不顺，岂可则却拒元昊而徇契丹？则为夷狄所笑」。朝廷从之。是年契丹发兵，会元昊讨呆儿族，路近河东境外，朝廷欲发兵调才为备。会垂拱奏事，仁宗面谕曰：「虏主在云中受礼，恐遂袭我河东，今两府设备」。公上章奏曰：「契丹必不入寇，其事有九：出兵无名，一也。自称王师，不肯窃发，二也。河北平坦，可以长驱；河东险阻，易入难出，必不肯舍易就险，三也。河北富贵，河东贫乏，不肯舍富就贫，四也。河北无备，河东有备，不肯舍无备而攻有备，五也。若欲入寇，当行诡道，不应先言云中受礼，六也。契丹始与元昊约同困中国，今契丹背约，受中国益币，元昊屡出怨辞。契丹压元昊境，筑威塞州以备之，而呆族屡杀威塞役兵。契丹疑元昊使之，遂发兵西伐，必无会合入寇之理，七也。契丹惜燕地如腹心，若寇河东，岂不防我攻燕牵制，八也。契丹自得燕、蓟，更不由河东入寇，九也。臣以谓契丹异日作难，必在河朔，所以奏河北守禦之策也。乞自守一要郡，躬行其事，庶将刷身羞国耻」。其后契丹果不入寇。公在西府，力刬久安之弊。时京邑局务，如皇城、群牧司之类，有以亲近官领之，而十年不更代者，公为立三年之制，仍不许干求久任。由是权倖之徒，多不便之。会大臣亦有以飞语谗公者，仁宗虽不疑，而公恐惧不安，遂因保州贼平，求为河北路宣抚使，避之于外。使将还，遂除资政殿学士、知郓州、兼京东西路安抚使。谗者不已，复罢公安抚使。后岁馀，谗者无验，加公给事中，移知青州、兼京东东路安抚使。时河北大水，民流移入京东，至公部中者六十七万人。公择属郡之丰稔者五州，劝民输粟，多者二石，少者五斗，得十五馀万斛，随其处而储之，仍佐以官廪，复于乡村。城郭辟卢舍十馀万区，择官吏，至于前资待阙寓居者，皆给俸而遣，各即流民之所，选其羸病老幼不能自营食者籍名，授历而分领之。均占居处，给粮假器，使便樵苏之利，而无远赴待给之劳。至明年二麦既登，计其乡里远近，给以裹粮，俾归土著，活者五十万人。及募其强壮，黥为军者万馀，得不为盗，且用衣粮活其妻子父母兄弟。及弛其公私山林池泽之禁，恣其所取以自活者，复不可胜计。其偶不幸者，即为葬埋，公自为文以祭之，谓其冢曰丛冢。朝廷闻之，遣使奖劳，拜公礼部侍郎。公以赈恤乃安抚之职，恳辞不拜。时王则据贝州乱，齐州禁卒千人，谋屠其城以应之。有诣公告者，公以齐非属郡，且不可报以移文。会有中使张从训衔命在青，公受檄，使往合齐人而捕之，至悉就擒，而上章自陈擅遣中使之罪。向非公深谋果断，几速其变，齐人为鱼肉矣。朝廷嘉之，再除礼部侍郎，公亦恳辞不拜。俄加资政殿大学士。明堂礼毕，拜礼部侍郎。以秦国太夫人久违乡里，请京西一郡，徙知郑州，又徙蔡州，加观文殿学士、知河阳，迁户部侍郎。至和二年，拜宣徽南院使、判并州、兼河东路经略安抚使。六月，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大学士，与文潞公并命。宣制之日，仁宗遣小黄门数辈密询于庙堂，闻士论翕然，或举手相贺。后数日，翰林欧阳文忠公奏事垂拱殿，仁宗曰：「近除文、富二相，士人相贺。古者求相，得于梦卜。今朕得于人情，则不待梦卜也」。欧阳公顿首称贺。嘉祐初，仁宗弗豫，辅臣虽在政府，朝夕不得详知起居状。公与文潞公惧有奸人矫妄之变，遂率辅臣求入侍疾，内侍之长止之曰：「未得诏旨」。公叱之曰：「岂有宰相一日不见天子耶」？遂直入见上。因以监视僧徒祈禳为名，奏乞留宿内殿。自此宫中命令出纳，事无巨细，皆关白丞相而后行，内外帖然。至末年，赖以为法。公以民间常多疾苦，及横赋重役，朝廷有不知者，遂遣使分往诸路，宽恤民力，其所革弊事及省徭役甚众。公又以仁宗春秋渐高，国本未立，遂与昭文文潞公、集贤刘公沆、参知政事王文安公同议，择宗室之贤者，建立储贰。王公素闻英宗贤圣，遂共以其名上之，仁宗曰：「朕志已定，卿等勿复疑也」。诸公喜而退。三年，加礼部尚书、昭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。仁宗渊默垂拱，万机之政，皆仰成宰相府。公选用贤俊，庶位得人，而野无遗才。除榷茶之禁以省刑罚，至于民物丰阜，夷夏安宁，而天下不知辅相之权。则公代天翊世之勋，不可胜言矣。五年，丁秦国太夫人忧，仁宗为特罢春宴。五遣中使诏起复，公上章恳求终丧，从之，仍给半俸。英宗即位，服除，拜枢密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迁户部尚书。逾年，以足疾求退，章二十上，方拜镇海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判河阳，封祁国公。今上即位，移镇武宁军，进郑国公。累求罢将相，上以公辅佐累朝，年耆德盛，为海内所重，人无间言，虚心待之。以尚书左仆射、观文殿大学士、集禧观使召赴阙，公以足疾，未能拜，固辞。诏以新官复判河阳。熙宁元年正月，移判汝州，且俾入觐，诏曰：「渴见仪容，愿闻风论」。以公足疾，肩舆至崇政殿门，令男绍庭入殿扶持，仍不拜。又以门距殿上远，上特为之御内东门小殿以见之。恩礼优重，群臣莫及。赐其子绯衣银鱼，召坐从容，日昃始退。再对，上欲留为集禧观使，公恳辞。之官，上欲召公为相，先遣中使谕旨曰：「卿今兹无得更辞，当力疾入辅，为宗社计」。明年正月，召还京师。二月，除司空兼侍中、昭文馆大学士，赐甲第一区，皆恳辞不受。复拜左仆射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未陛见，闻有人于上前言「灾异皆是时数，不由人事」者，公遂上章曰：「《春秋》书灾异，所以警悟人君，使恐惧修省，董仲舒所谓『天人相与之际』，甚可畏也。又孟子对梁惠王：『涂有饿莩而不知发，人死则曰「非我也，岁也」。王无罪岁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』。是皆不闻以灾凶归之于时数也。在人之一身，则曰『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』；在一家，则曰『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馀殃」』。一身一家，至小也；馀庆、馀殃，尚因人之善恶而致；宁有国家天下之灾祥，而反归之于天数？而无事而致，亦未闻推之于天也。陛下万一或时而信，则救灾恤患、答谢天谴之意有时而怠，亏损陛下之德，不为生灵之福，无甚于此」。是时群臣上尊号及听乐，上以久旱，皆不受。而群臣犹坚听乐之请，公上言：「故事有灾变皆撤乐，恐陛下以同天节契丹使者与群臣皆当上寿，故未止其奏。臣以为陛下圣政惟新，四海属目，正宜彰盛德以示夷狄，愿并上寿罢之，益足见陛下严恭寅畏之美也」。上从之。即日而雨，公复上章曰：「陛下答谢天谴，不为不至；上天报应陛下，不为不速。矧令戎使目睹中国异事，更愿陛下未以今日雨泽为喜，当以累年灾变为惧，远斥奸佞，亲近忠良，恭畏上天，即太平可至」。上即亲书答诏云：「义忠言亲，理正文直，茍非意在爱君，志存王室，何以臻此？敢不置之枕席，铭诸肺腑，终老是戒！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，则天灾不难弭，太平可立俟也」。公又上章，力陈「君子小人之情伪，系王道之消长，天下之安危。望陛下深思，辨察用舍，小失则招致祸乱，为国大患」。八月，以疾辞位，除判河南府，复得请判亳州，移武宁军节度使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四年，拜左仆射、判汝州，再上章以不谙近制，诏许归洛养疾。其年冬，乞还政事，拜司空，复武宁节钺，封韩国公致仕。元丰三年改官制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又以王文安公之子同老陈嘉祐尝启建储旧勋，上以诸公未尝自言，深嗟异之，特拜司徒，仍以子绍京为閤门祗候。六年闰六月二十二日，薨于正寝，享年八十。上闻讣震悼，为辍视朝，内赐祭文，遣入内供奉官勾当御药院梁从政致祭，赐赙慰恤其家甚厚。士大夫识与不识，皆垂泣相吊。公自还政，未尝一日忘爱君忧国之心，朝廷有大事，或降诏访问，必竭诚尽忠，纤悉以陈，略无顾忌。安南用师，公复力言：「大兵远行，供饷皆出民力，虑将帅漕郡县之官，务逃己责，不恤百姓。愿深加存抚，以安国本」。晚年复上书，力裨时政。临终犹以遗稿一封，付其子上之。公为人端厚明粹，识度渊远，事无巨细，皆反覆熟虑，深极底里，必万全无失，然后行之。凡受爵进位，未尝不辞让至六七，不得已，然后拜受。接士以至诚，虽微官布衣，皆与之抗礼，笑语从容，送之及门。人有所长，不啻在己，委曲采问，觊尽其能。汎与人语，词气极温；及其临大节，正色慷慨，莫之能屈。深嫉邪恶，辟之尽力。闻端人良士偶在忧患，必诚心轸恻，竭意劳护。其处家虽纤悉之务，皆有规法。四夷蛮貊，尽服其名，北虏使至，多问公所在及安否，如爱父兄。至公为宰相，王德用为枢密使，谓馆伴者曰：「南朝用二公，何得人之盛耶」？退居西都十馀年，深居罕出。尝之老子祠，乘小轿，过天津桥，市人喜公之出，随而观之；至徽安门，市为之空，其得民心也如此。文潞公尹河南，择乡里年德诸公为耆英之会，公为之冠。公平生达性命之理，临终安坐，奄然而逝。未薨前旬日，有星坠于所居还政堂之后。有文集六十卷。夫人晏氏，封周国夫人。子三人：长曰绍庭，朝奉郎，少有才行；次曰绍京，供备库副使，后公一月而卒；次曰绍隆，光禄寺丞，早卒。女四人：长适观文殿大学士、知真定府冯京，早亡，追封某郡夫人；次为之继室，封某郡夫人；次适宣德郎范大琮；次适霍丘县令范大圭。孙男三人：长曰直方，守秘书省校书郎；次曰直清，守将作监主簿；次曰直亮，假承务郎。孙女三人：长适试将作监主簿张辅，次未嫁，次尚幼。其孤朝奉将以元丰六年十月甲子，葬公于河南府河南县金谷乡南张里秦国公之墓次，某谨具公之家世历官行事，次为行状，将以求立言者铭于墓，纪于碑，及请谥于考功而书于国史。谨状。元丰六年七月，具位范某状。

臣昨于今月庚申奏夏国秉常为贼臣所杀，乞朝廷兴师问罪。今觇知秉常兵马见聚于所居木寨，国母与梁相公兵马见聚于国母巢穴。自木寨至国母巢穴约五里。今已绝河梁，南北人马不通，梁相公者已出银牌点集，未知从与不从。臣前奏乘其君长未定，国人离乱之际，顺兴王师招讨。且兵尚神速，机不可后，况此西人叛乱，邻国孰不动心？契丹自数年来，岁尝三四以拜礼佛塔为名，欲假道兴州，而意在吞并其国。西人平时已常患之。况今国内有乱，若闻中国弃而不顾，或备而迟留，万一契丹乘此举兵吞并，易若反掌矣。若西夏果为契丹所并，则异日必为大患于中国。故今此事系朝廷为与不为、决与不决耳。所谓楚得之则楚胜，汉得之则汉胜。今西夏疆埸若归中国，则契丹孤绝。彼势既孤，则徐为我所图矣。《兵法》曰，「先发者制人，后发者制于人」，愿陛下留神，早运胜算。此千载一时之会，陛下成万世大勋，正在今日矣。又者，向言元昊将死，遗言：「异日势衰力微，宜附中国，誓不可胁从契丹。中国仁爱而契丹负心，若附中国则子孙安宁，又得官爵。若为契丹所胁，则吾族被戮无孑遗矣」。此语国人皆知之，至今相传。今朝廷讨伐，不惟易以成功，西夏素已防拒契丹，则必投戈归命矣。

近谍报西夏国母屡劝秉常不行汉礼，秉常不从。其梁相公者与其叔母亦相继劝之。既而秉常为李将军所激怒，欲谋杀叔母与梁相公，其言颇漏露。梁相公与叔母共谋，作燕会召秉常。酒中，秉常醉起，于后园被害。其妻子及从者近百人皆即时继遭屠戮。臣窃谓贼杀君长，国人莫不嫌恶。羌人遽然有此上下叛乱之变，诚天亡之时也。宜乘此时，大兴王师以问其罪。仍愿陛下假臣鄜延九将汉蕃人马之外，量益正兵，选陛下左右亲信中贵人为监军同行。文武将佐，许臣自辟置。止裹十数日之粮，卷甲以趋。乘其君长未定，仓猝之间，大兵直捣兴、灵，覆其巢穴，则河南河北可以传檄而定。

不必远调兵赋，止发本路九将兵，裹粮出塞，直趋巢穴。兵尚神速，彼未及知，师已及境矣。

自金虏弃燕，山东、两河，势如破竹，灭亡可待。异时震邻之患，大有可忧。金人不顾死亡，南窥淮、汉，宜及此时招纳豪杰，选将练兵，修固堡障以待。蜀连年被兵，士气未振，岂宜轻举？彼区区西夏，衰微益甚，何足为吾之掎角！万一失利，亏损国威，公必悔之。

谨按唐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，责之曰：「近日御史弹事不咨白大夫，礼乎」？监察御史萧至忠进曰：「台中无长官，御史，人君耳目，比肩事主，得自弹事，不相关白。若白大夫而许弹，则弹大夫又不知白谁也」？承嘉默然。盖朝廷本置台谏，欲其人人各出所见，以助聪明，是故前世名卿伟人，亦无须得同僚交章互言故事。臣伏见近日以来，欲言一事，本台上下，往往预先商议，定为一说，以至谏官结为一党，不顾事理是非，务以众力，求胜公议，取必朝廷，臣之区区，窃尝患此。乃者张舜民罢，王岩叟道「须著理会」，臣始未深思，只见同官因言被罢，亦欲与之辨雪，遂对岩叟云「也待入个文字」。续往中丞厅，见傅尧俞将出留舜民奏状一纸，令臣读了。臣对尧俞云「亦待理会」。退而草得奏检数句，乞朝廷保全言路，存留舜民之意，文字首尾未全，尚未录出。次日在理检院见王岩叟，问臣道：「文字如何说」？臣对岩叟道：「方思量得数句」。遂念云：「舜民天资抗直，遇事辄发，虽思虑小有不密，其心殊无阿附」。盖臣是时有欲论列之意，因岩叟见问，便将上件数句言语说与岩叟，即不曾言四月二十五日进入。其时傅尧俞元不在坐，亦不闻上件语言。臣既而自后反覆子细思忖，张舜民自入台以来言数事，大率疏略不可施行。遂记得与舜民同上殿日，见舜民开陈边事，乞罢西夏封册，且令问罪。臣以谓陛下始亲大政，太母垂帘，正宜安静，舜民却乞问罪西人，显于国体不便。朝廷罢之，与移一般差遣，不为过当。况众人已有文字，臣更不须论奏。自后来尧俞、岩叟不问臣道文字入与未入，臣亦不曾告之。至今月六七间，到侍御史厅，岩叟将出孙升所撰奏稿一纸，示臣道：「相次会中丞处列名上章」。臣既明知舜民所言不可施行，今长贰素不谋及连章，一旦忽然牵率，须欲连名上章，恐有雷同朋附之嫌，遂与上官均、韩川往尧俞处，欲说破本来。是时岩叟已先在彼，臣白尧俞、岩叟云：「此事根本不正，却只论其枝叶，难为协力。见说已有二十馀章，若减陶一名，亦不为少」。又白中丞、侍御：「但公论时，见张舜民所言边事当与未当」？尧俞道：「他又已去，同舍且与爱惜」。岩叟道：「如此更不奉强」。盖舜民是尧俞、岩叟荐为御史，今耻其不称职，力欲率众救之。缘臣是远方寒士，在朝孤立，自辨明朱光庭弹奏苏轼策题后来，尧俞、岩叟常怀恨怒，并不与臣论议。近日又为讲筵臣僚欲于别殿说书，臣独论奏，尧俞自此相见，往往不交一谈。数人者或在台中，或于幕次，多是嗫嚅耳语，臣皆不得预闻，臣亦不敢强去亲之。每询访得朝廷政事及民间利害，只是自度是非，或言或不言，往往与众不同，亦不可一一告人。今蒙朝旨分析，理尽于此。从来台谏言事，自非怀奸罔上，本无分析之理，盖缘近日因尧俞等言事不当，敕三省召赴都堂宣谕，中外喧传，以为口实，而臣与上官均独免。故尧俞等愈更忿恨，必欲求臣瑕庇，酝酿粉饰，以逞私意。诬臣以公肆面欺。臣以为欺君罔上，则罪不容诛，臣只是不敢比附，而尧俞等乃加臣以面欺之罪。臣前后封章，或留中，或降出，陛下圣明，必已察见情伪，臣更不敢自辨。止是闻舜民罢职之初，思虑未熟，辄对尧俞岩叟道「也待入文字」，「亦待理会」。后来子细思忖，见有不必言之理，恐成轻发，遂不论奏，岂是面欺尧俞？伏乞圣明察其本末。

臣闻朝廷之安危，不系于疆土之广狭；中国之盛衰，不在于夷狄之违顺。取与守，难易不同其术；内与外，轻重各异其宜。知守之为难，则不敢易于所取；知内之为重，则不忍轻以事外。此得失成败之机也。昔之圣人大有为于天下者，莫不欲震耀皇武，以威四夷，空其巢穴，绝其种类，使之窜伏奔走而唯令之从。其规模权略，岂非恢宏深远哉！然终有所不为者，恐不足以为后世利也。然天下之势或至于不能成者，此虽可为后世惜，亦可为后世利也。臣恭惟太祖皇帝尝出《幽州图》以示赵普，普对曰：「此必曹翰所为。翰往，必可得幽州。然陛下既得幽州，则以何人代翰」？太祖于是默然，持图归内。臣又闻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中既平汾晋，车驾遂北征，欲乘胜取范阳。王师所至皆克捷，降者亦众，竟以士卒疲顿，转输回远，乃班师而归。雍熙中，又尝诏欲亲征，会有岐沟之败而止。夫以二圣之睿谋英断，徘徊指顾，而四海混合，岂独一幽州而不能取哉？盖不欲以大定之天下，而耗其力以事一方也。恭惟神宗皇帝圣智高广，有削平夷狄之志，既取熙河，又复兰会，方将一举而灭西夏，不幸弃四海矣。则今日之计，固宜权其轻重，审其难易，而决其予夺也。夫元元之疲瘵，可谓甚矣，陛下深知其然，加意惠养，仁泽流行，非特一事。夙夜焦劳，既勤且至。然而边鄙有深忧，国家有大费，则生民何时休息哉？所谓兰州、定西城、龛谷寨者，久在封域之外，一旦取而有之，地不可耕而食，人不可收而使，而使废垣颓垒，如狼兔之穴。辇金帛以具版筑，而郡县力困于馈挽；驱士卒以严戍守，而肝脑或至于涂地。今日运镪数百乘，明日致粟数万钟，然后有累月之用，环而视之，则帑廪又空矣。平居无事，一岁之费凡二百万缗。烽候忽警，安可胜计？坐耗中国，莫甚于斯，如火销膏，不知自觉，非朝廷之福也。臣尝观有唐之盛，其君臣不勤远略，不赏边功者，盖不欲使国家有虚名，而生民受实害耳。傥得无用之地，终则舍之，或因而封其酋长，俾之自守。请举一二以明之。昔太宗既擒颉利，割其故地，置都督以统之，擢酋长为郎将者五百人。又尝克平九姓，册李思摩为可汗，使率所部建牙于河北。又尝以铁勒回纥等十二部内附，遂置六府七州，各以酋帅为都督刺史。盖叛则诛之，伏则怀之，得拥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，何必利其土地然后为胜哉？魏郑公、褚遂良、温彦博、狄仁杰辈皆持此议，莫不欲肥中国而绥生民也。以今天下民力凋弊之后，太母垂帘，保佑圣君，措置万事，尤宜安静以享太平之福。彼穷边荒徼无用之地，固当割弃以赐其酋长，如唐故事，因而封之。一则全恩信怀柔之体，二则息馈运转输之劳，三则免攻战死亡之忧，朝廷大利，莫过于此。然则大臣之议，迟迟而不及者，必曰先帝神武圣机，有鞭笞四夷之意，复数百年陷没之地，其功可谓大矣，其德可谓盛矣，今辄弃之，无乃隳大功，损盛德乎？臣愚切谓不然。中国之待夷狄者，惟恩威二柄而已。方其未服，则威以屈其力；及其既从，则恩以怀其心。于是取与之权，我当两得于内；而逆顺之势，彼不能逃乎其外。先帝昔取之者威也，故其力屈；陛下今与之者恩也，故其心怀。然则何累于功德哉，亦足以成先帝之志矣。向日大臣不能坚守誓书，沮折虏使，乃舍缘边数百里襟要之地而与北狄矣。岂数百里之襟要则可损，而数域之孤虚则不可弃乎？且彼数百里者，存之未有损，去之未有益，遂去之；此一州二寨者，去之则为利，存之则为害，而反存之，又非通论也。况守之与弃，义不相须，可与不可，必归于一。有必可守之策，然后有必不可弃之理。今一州二寨之地久陷异域，一日复归于我，则事将至于必争；争则有胜负，是未可必守也。处未必可守之势，持必不可弃之论，臣恐异时之悔，有甚于今日矣。昔贞观既平高昌，以其地为郡县，号西昌州。魏郑公谏，以谓不出十年，陇右且空。既而置安西都护府，调兵徒罪人以戍。褚遂良谏，以谓宜择高昌所立者立之，召其首领，悉还本土，书皆不报。其后突厥寇西州，太宗悔不用褚遂艮、魏郑公之计，抑可为今日监也。臣愿陛下参酌古今之迹，早决兰州之义，无使重困生民，久生边患，则天下幸甚。

〔贴黄〕议者又曰，兰与熙河唇齿之势，今弃兰州则熙河危矣。臣则应之曰：是不知本末而言也。且熙河、岷州、通远军者，本青唐董毡故地分；洮水之东西，乃木征之旧处；其兰州并定西城、龛谷寨者，乃夏国故地蛤玛尔所管之土。今若弃之，则蛤玛尔族类惟知自保其巢穴而已，安有既得故土而复侵他人之封境，与青唐为仇敌哉？则熙河一道，自有青唐为之捍蔽也。兰州虽弃，熙河不危明矣。兰州四向虽可种，但屡为西人所掠，是以不可得而食。

今天下之势，内无彊臣跋扈之渐，外无僭国割裂之危，朝廷之上，早夜深忧切计，孜孜而不已者，惟二寇之患。臣尝论辽人而奏于前篇矣。及西戎逆顺之情状，臣亦窃觇其大略焉。夫以五州之地，数万之众，而敢肆其豺狼之心，求犯天子之威怒而不知惧者，其故何哉？盖彼之部族日以盛大，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。灵武之地，方广千里，表里山河，草木肥茂，足为放牧耕战之所，而一旦舍之，以资彼寇，使西域诸羌坦无隘碍，合而为一，则其类益广，其势益彊，不足怪也。昔之制匈奴者必通西域，以弱其助。今之所以不能通者，由弃灵武而夏人安处其间为之障蔽也。西域不能通，则契丹有以连结，而夏人之彊梗，岂可量哉？且自国初而来，逆顺固非一也。太平兴国之际，继捧既奉朝贡，而继迁为寇，故端拱之诏，赐国姓，受节钺，以羁縻之。至淳化之初，侵掠不已，是以太宗皇帝奋扬武怒，锐意诛剪，王师一举而俘其酋领，蕃汉之户来归者八十馀族，因隳夏城，徙民于内。及至道之始，则又有五路之伐，然而诸将缓期不援，遂丧大功，资养馀孳，以贻害于后世，至今天下深惜之。洎乎章圣嗣位，遽请蕃任，朝廷虽察变诈，姑务宁息，乃有刺史功臣之拜，其后清远、灵武之役起于咸平而二垒陷。德明幼弱，则有景德之归向；元昊狂悖，则有宝元之僭叛，此始终顺逆，其情状可见者也。赐之以国姓，授之以节钺，封之以功臣，加之以王爵，朝廷之恩信极于此矣，皆不足以悦来其心而屈服其志，于是赂之厚币，以固结盟好，幸其不犯边吏而免用师之劳，岂惠中国，绥四方，不战而屈人兵之长计乎？臣故曰：彼之部族，日以盛大，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。况比岁以来，服容官号，不复循习旧俗，皆窃取朝廷之制而仿用之；多遣介使，以伸难塞之请；屡传阅集，以惊近塞之耳目；招致逋逃，与之谋议。叛衅之萌，已数年矣，而朝廷不为虑，从而养之，甚可痛也。臣计其逆戾之意，不过两端而已，大则欲举众犯塞，徼倖于一胜之利，而徐图所向；小则欲益吾之岁赂，而饱其贪心。就两端而窥之，则所谓举众犯塞者，亦未必能尔；惟求益岁赂，则固其心焉。兵说有之：「词卑者进，词彊者退」。昔冒顿匿壮士健马，不以示汉使，盖有攻汉之心也。誇人以形声者，岂必有其实哉？由此而言，则夏人为彼不庭之态者，欲求益岁赂而已也。彼以形声誇我而遂益其赂，为彼逆计则得矣，无厌之求，何时而息乎？此天下之公议，而庙堂之所宜慎也。就使举入寇，则胜败之际，亦有两端而已。战而胜邪，则谓吾畏之而必益其赂；战而败邪，则必曰近塞诸羌擅用兵尔。为此说者，欲吾岁赐之不绝也。彼之得失，两获其利，而吾可以不计哉？内府之财，群生之力，舍之以啖寇，则贻害益甚，孰若取之以养兵而彊威也？事之施设，必有先后，而利亦有大小。今之所先者，莫若精武备、谨边略，不为形声之所骇动，而遂自处于柔弱恐惧之地，来则禦之，去则守之，毋畏其兵，毋继以赂，使之不测国家临制之术。夫然则其利虽小，可弭数十年边鄙之患，而无旦夕之忧。茍欲谋其大者而涤除本根之害，则必复灵武而后可也。朝廷之弃灵武凡几十年矣，议者以为殊方绝塞，无用之地，昔汉武以英才雄略征伐天下，举造阳之地九百里而弃之；元帝以捐之一言，遂罢珠崖，不复讨击，皆足以垂裕后世，然则何必疲敝中国之力而兴事于彼哉？臣虽狂愚，辄谓不尔。今西边诸郡多与蕃戎接迹，旦夕惴惴，常有侵掠之虞者，盖失灵武而致其境土迫于我也。况西域不能通，而北鄙无以弱乎？昔东汉之世，西羌屡扰，邓骘欲弃凉州，虞诩以为不可，其议乃曰：「今羌所以不敢入据三辅，为心腹之害者，以凉州在后故也。其土人所以摧锋无反顾之心者，为其臣属于汉故也。若弃其境域，徙其人众，必生异志，虽太公、白起为将，恐不足禦」。今灵武久弃而西羌甚大，二鄙连结而中国之忧不已，何以异此？故臣愚以为必复之，则本根之患庶几可以除也。然而臣所谓复之之策者，非经营期月之间而速求其效，盖亦久而不懈，而要以成功于终。其措置之大略有三而已，一曰离旁邻之助，二曰启向化之心，三曰分兵以困其力。且西鄙诸羌，族类至众，有地可守，有兵可战。虽彊弱大小，其势不一，而其心不能相君臣，此固中国以夷狄伐夷狄之资也。昔景德之初，博啰齐能以部族出讨继迁，卒致败灭，当时议臣欲加王爵，褒宠其效。今之不附于夏人者，其为谁乎？则固宜敷导恩信，谕之祸福，厚赐金币，重假名器，以怀结其心，而感其力，必有输忠议而为梗于彼者。使诸羌族类攻战不暇，则外有所忌而内不敢抗于中国，此之谓离旁邻之助。臣又闻戎人之性自用而好忍，比岁以来，虽腹心之人，往往罹陷诛杀，是故为其役属而处于要重者，窃有款塞效顺之意，然而惧乎无见容之地，而退就刑戮，彷徨犹豫，计莫能决。则固宜择任土人，为之诱导，可其来归之请而抚存之。且以索求其左右之奸谋，则西夏之人，党与将渐携贰，此之谓启向化之心。况今西夏之兵不满二十万，其寇于我，悉众而至，大抵长于聚而不长于散，可以独支于一隅，而不可杂出于诸路。是故犯秦、陇则泾、渭为无虞，逼环庆则麟府未尝警，此虚实众寡可见者也。傥壮吾掎角之势，而更相援助，彼掠于东则击其西，彼扰于南则迫其北，则力有不逮，而气亦丧矣，此之谓分兵以困其势。为是三说，而济以久而不懈，则已失之地，庶几必复，而西域有可通之渐，乃中国数世之利也。奈何不图长远之计，而过务姑息，幸朝夕之无寇至，岂不惜哉！今之所谓禁地者，吾不可徒步辄履，而彼得以放牧其间；今之所谓巡照者，吾不可张弓西向，而彼得纵暴于我。以国体言之，殊未壮也。苛法细禁，徒自损弱而不敢奋然革易者，得非畏康定之失乎？昔之失也，盖万事弛废，变生于仓卒而莫能支矣。以今况昔，则边不失备，兵已知战，而犹甘心于欺侮者，诚亦未之思也。

臣闻帝王之道，唯信为大。仲尼以为兵食可去，信不可去。晋文霸国之君尔，犹曰：「得原失信，何以庇民」？今为国家患，唯西北二虏。然而数十年无烽燧之警，生民不识战斗之苦者，岂专仗金帛而然乎？亦恃乎信誓之言而已矣。比者西戎新纳信欸，切闻高遵裕诈传圣旨，与种谔等纳西夏叛人首领近三十人，仍深入虏界地名绥州筑城以居之。臣切谓朝廷若遂从其计，则失信于戎狄，生起边事无穷极矣。为今计者，莫若贬谪其矫制擅兴之罪，以正典刑，仍差使告谕西夏，示非朝廷之命。如此，则大信不失，兴功生事之徒少有惩矣。臣又闻西戎有僭逆之状，已五七年，擅置官司，辄更年号，而但倔强于巢穴中，终不敢显然出兵为边鄙之患者，何哉？彼虽戎狄，亦不敢无名而举矣。今既纳其逃叛者，则彼之作过有名矣。以中国而失信于外夷。一不可也。既失信于西，则北戎亦从而疑信誓之不实，是一举而两失之。二不可也。兴师有曲直，直者奋而曲者怠，《左传》所称「我怠彼奋」是也。今若生起边患，则差往战斗者，必曰：「彼邀功生事，高遵裕、种谔实当其名，而被坚执锐出生入死则使吾徒为之」，有不伏之心而生懈怠焉，则难以必胜。三不可也。有此三不可之大患，则朝廷何恤于二子而不惜于边鄙大患乎？方今公私帑藏近已空竭，粮运不继，当取于民，民将不堪，则患起于内矣。臣切料扶其议者必曰：「若贬二子，归其逃者，则西虏亦未必息兵，不若因而成功」。臣切谓朝廷自不失信，而虏作过则直在我矣，我直彼曲，虽兴军扰民，军民何辞以怨乎？外人议者咸曰兹事盖起于薛向盐马之法，行之六七年，今将弊矣。薛向欲求脱去，而使他人乘其弊，故与杨定、高遵裕、种谔等建为此谋，欲求边任而罢转运使之职，致陜西之民从夏秋以来倡言，朝廷欲收复横山而不恤陜西之民，甚有怨咨。近外人又传惑陛下之听于外者，杨定也。惑陛下之听于内者，王中正也。致陛下锐于横山之议者，职斯二人。臣虽愚昧，岂不知此事之非实。但愿陛下早赐指挥，则外人浮议自弭矣。臣忝谏职，敢不尽言？

诸路昨大举，方士气精勇，横裂四出，势如压卵，既阅月矣，虽捷获不补失亡。今锋锐销软，民力凋耗，若复深入，恐速它变。或谓秉常囚拘，虑为邻敌所有。然自兴师，未闻北敌以一骑窥西夏者。如决图开拓，即且城宥州，分裂堡障，与夏州相接，建绥、宥、银、夏别为一道，修复安远、塞门三十六寨，须仲春出师，乃困贼之策也。